​罗新璋：像做翻译一样做人做事做文章

“罗新璋（1936年-2022年2月22日），男，浙江上虞人，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，法语翻译家。

1963年起先后在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，译审。著有论文《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》、《中外翻译观之“似”与“等”》，编辑《翻译论集》，译著《列那狐的故事》、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、《红与黑》等。

2022年2月22日17点13分，罗新璋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5岁.”

“我刚从国外回来，家里堆得太乱了，我们四天后见吧，上午十点我到地铁站口等你，我会拿一份《文汇报》。” 78岁高龄的著名翻译家、被译界誉为“傅译传人”的罗新璋，在收阅采访提纲后很快答应了记者的约访。

那天一出地铁，记者就看到夏日阳光下倚着自行车，拿着一份《文汇报》的罗新璋，头发花白、瘦瘦高高的他看起来精神矍铄，善意温和。在与记者步行到他所住的中国社科院小区路上，在他自称“陋室”的家中，在随后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，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他，特别绅士，很是尊重女士，是一位博学而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。爱喝咖啡、爱听肖邦的他也很善于发现和享受生活中的乐趣。

他的书房满满的几大柜书，法语原著上逐字逐句抄注傅雷译文的手抄本、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手抄回来的《巴黎公社公告集》等因为摆放不下只能呆在书房一角的地上。在一屋书香中，罗新璋向记者娓娓叙述了被他自嘲“翻译的太少”、“一事无成”的翻译生涯。

关于“傅译传人”：

我只是下了比别人多的死功夫

记者：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您从上海考到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法语，那时北大名师名家很多，能谈谈印象深刻的吗？您从事文学翻译是因为爱好吗？

罗新璋：西语系主任是冯至，英文专业老师是朱光潜。我还听过清华四大教授之一吴达元的课，他讲课很有特点，不带手表，但每次一讲完，下课铃就响了（笑）。一年级时他讲语法，他语法很好，要求也很严格，我们很受益。

不过，我从事翻译很偶然。我大二时，法文讲义里编有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节选，课后去找译文，第一次接触了傅雷译文，没想到翻得这么好。那年寒假我没回上海，找了该书第一册《清晨》的原著，再与译文对读，觉得傅先生的译笔十分传神，原来翻译这么讲究，由此对文学翻译开始感兴趣，并影响了我人生的走向。

记者：著名翻译家柳鸣九曾说您“当年即堪称‘少年才俊’，早慧得更是惊人，大学期间已与傅雷有书信来往问道译术。”您能谈一谈当时与傅雷的交往趣事吗？您觉得傅雷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

罗新璋：我的翻译生涯一开始就受傅雷影响了（笑）。我译《红与黑》第一句就是偷的傅译《邦斯舅舅》的译法。傅先生的成功在于传神，他曾说的“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，是为译事基本法门”，“理想的译文仿佛原作者的中文写作”，“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，无生硬拗口之病”等都对我影响很大。

记者：在译界，您更被誉为“傅译传人”。为学习和研究傅译，您曾将好几部傅雷的译文，逐字逐句抄在法语原作的字里行间。仅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就抄了120万字。什么原因激励您下此苦功夫？

罗新璋：说我是“傅译传人”，其实我只是下了比别人多的死功夫。傅先生的译笔之妙，远远还没给大家学到。

我大学毕业原分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受一九五七年反右影响，被派去国际书店。挫折逼得我坚强起来，虽然天天与订单发票打交道，但我想专业不能丢。一个好译本就是一位好导师，我开始向翻译方向努力，并且慢慢专看傅译。在那工作的五年零三个月，除了一九五八年下放一年，傅译我一读四年。

可以说，抄傅译是在很艰苦环境中废寝忘食完成的，当时年轻，相信只要努力，总能有希望。我每天看几页，开始只是把傅译的好字句记在法文书上，有一天发现基本大部分记下了，只差几个字，何不全文抄上。当时《高老头》已看一半，后半本开始全文抄录，抄完又买一本原著把前半本补抄上。

我觉得这样翻阅方便，是很好的学习方法，为此还为自己制订了庞大计划。当时下班后，只要有点空，就会边读边抄。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共译的二百七十四万八千字，整整九个月中，我抄了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，仅《服尔德》二十万字，因没有行距较宽的原著而作罢，但也摘抄了不少卡片。

我记得十卷本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我从东安市场旧书店淘来的，要35元，我当时足足省了两个月伙食才买到它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1960年4月30日，当晚九时我开始抄，此后72天内我抄完了100多万字的这部书。在抄之前我理了个发，下决心“灭此朝食”，等抄完全书，头发已很长，像个野人。

因为专注于精妙的译法，有时我看了下一句法文，再看傅译，好像是从自己脑子里迸出来一样。姚鼐说：“技之精者近乎道”，傅雷虽论道不论术，但我从他具体的技法着手，慢慢也悟出傅译之妙，翻译之道。庄子说：“能以意致者，才是物之精也。”什么是得其神，我把握不准，后来还给傅雷写了封信。

记者：您和傅雷有很多通信吧，他听说您抄他的译文，还让您指出谬误之处，这些信还在吗？

罗新璋：一九五七年上大四时，我寄过一篇翻译习作，傅先生曾仔细指出我的毛病所在。一九六三年我到外文局，到的当晚给傅先生寄了一封长信，写了我对翻译的困惑，傅先生很快回了信。傅先生前后曾致我约十封书信，给了我不少忠告，非常宝贵。

可惜在一九六七年被抄家前晚，老伴找出了傅先生的信，扔到蜂窝炉。我趁老伴转过去时，飞快把先生嘱我抄一副本供留底的那封信从信封中抽出来，塞进裤子口袋。正是在这封信中，傅先生提出：“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：重神似不重形似；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”，并拟定“行文流畅，用字丰富，色彩变化”等主张。这封信目前保存在上海一家文化馆的傅雷纪念室。

关于翻译：

翻译需要精彩的表达

记者：目前为止，您一共翻译了多少字的作品？您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？

罗新璋：我一共翻译了一百多万字。最喜欢的是《列那狐的故事》，放开了翻。《管锥篇》中讲“以文为戏”，这本书我翻得最愉快，也有点文字游戏，如以佛经四字一语的句法，译修道院长老的教诲口气。

记者：您翻译名著《红与黑》之前，已有很多流传广泛的译本，但您的译本被公认为重译外国文学名著的优秀之作。全书四十万字，您两年完成，刻意求工，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？

罗新璋：笨人用笨办法（笑）。翻译长篇有个摸索适应过程，试笔花去我几个月。后决定早起译书，从凌晨四点到七点，三小时没有任何干扰。当翻译时卡住了就看傅译取经。然后细细读《红与黑》，不认得的字也不翻字典了，一遍遍看，脑中边看边翻，逐渐由法文变中文，模糊思维，“放开手来”任意译。这样早上译得千字，白天有空再翻书润文，到晚上临睡前重新复核一遍。全书四十万字，用一年多时间译得初稿，第二年再改再抄，两年译完，每天只合得五百字（笑）。

记者：您翻译的《巴黎公社公告集》被史学界认为是“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历史文献”。您能谈谈这次翻译吗？

罗新璋：1973年我赴法从事出土文物展的翻译工作。那年在法国国立图书馆，我有幸看到了巴黎公社公告原件，几乎包括全部公告，现存360多件公告有的是原件，有的是校样，有的是从墙上揭下的，还有硝烟弹痕，接触这些实物好像接触到了真实的历史。这些公告非常有文献价值，我决心将其译成中文。

当时复印术不普及，拍成照片成本又太高，需近两万法郎，所以我决定抄录。每天抄十件，一共抄了一个多月，走的那天还在图书馆核对到下午一点多，抄稿整整六厘米厚啊，抄，核，再加上展会事宜，一个多月没怎么睡（笑）。

回国后我选了几份，写了介绍文章登在《人民日报》，后来我把搜集到的389件全译出。这本资料集成，印了三万多本，在今天不可想象。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曾著文推荐此书，称其中200多件是国内第一次翻译，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珍贵文献。

记者：您在外文局工作时开始从事中翻法的工作，把中国文学翻译为法文版。无论是中译法还是法译中，您认为，翻译的技巧是什么？最困难的是什么？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翻译者？

罗新璋：我曾说“精确未必精彩”，好的翻译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，还需要精彩的表达。傅译严谨而又灵活，时有警句妙语，读来很有味道。文字要推敲才有质量，字典翻译、直译是永远不好读的。文学翻译，固然是翻译，但不应忘记文学，也是一种艺术实践。如在《贝姨》中，原文直译之意“难道我把手伸进人家托我保管的钱柜里了吗”，傅雷用“监守自盗”四字就把意思说清楚了。

傅雷翻译求“神似”，钱锺书标举“化境”，严复讲译事有三难，信达雅。所以我在《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》中，把我国1700多年的译论概括为“案本-求信-神似-化境”。我想，翻译需要技艺、聪明、巧思、智慧。

记者：您曾说过，做翻译首先要提高艺术修养。对现在的年轻译者，您有什么忠告吗？

罗新璋：这就是艺术修养（指着客厅摆放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画笑），这是仿画的，我每天欣赏，做翻译需得点“洋气”吧（笑）。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，译者对西方文化得有所了解，形成风格，更有赖于从小的艺术熏陶，接受西方的语境。我在外文局工作时，特别爱听贝多芬《即兴合唱幻想曲》，因为经常听，女儿两三岁时就会哼了（笑）。

关于生活：

追求生活品质和趣味

记者：您妻子高慧勤是日语翻译家，你们是因翻译结缘的吗？会经常探讨交流翻译技巧吗？您女儿做日语翻译，是不是也是受你们影响？

罗新璋：不是（笑），我们是在国际书店工作时认识的。我和老伴早餐时经常会交流翻译方面的问题，那时我每天看一点傅译，经常会说到傅先生翻译的好。一次法语原文意思是“启个蒙”，女儿罗嘉听了顺口接道，不如译成“开个窍”，老伴直夸女儿翻得好（笑）。

女儿原来学美术，曾到日本留学8年。受我们影响，女儿对翻译也很有兴趣，老伴让女儿业余翻译些东西，做做练习，纠正她语法问题。翻译有技巧，那次受老伴夸奖后，女儿后来翻译都按这个思路译了。这是她翻译的日本荒木经惟、荒木阳子《东京日和》和日本森绘都著的《意外抽得幸运签》（笑）。

记者：您长期接触法国文化和法国文学，对您有影响吗？

罗新璋：法国骑士文学对我影响比较大（笑），尊重女性，重视礼仪。看，这是意大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伦齐刚当选总理时的报道照片，你能看出来他非常重视着装礼仪。不过，我们那会还很穷，穿不起西装啊（笑）。我在外文局工作时，主要从事中译法工作，我们五位同事有三位法国人给我们改稿，他们的生活习惯、社交礼仪等对我们影响很大。

记者：您一个人生活，是怎么安排时间的？

罗新璋：2008年，老伴去世，我开始一个人生活，女儿不时会来看望我。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，也比较简单。我还是习惯早起，6点多起床就会看看那幅油画，领略绘画之美；然后就会听肖邦等外国音乐，边洗漱边听，领略音乐之美；之后会看书，一天从阅读开始。冬天会先在床上看书。以前老伴不让我在床上看书，我醒得早，翻书哗啦啦的，影响她，现在她走了，我在床上看书的时间就很多了。7点半吃早餐，习惯了喝牛奶和咖啡。老伴走了，没人清洗咖啡研磨机，只能喝三合一的（笑），但仍坚持追求这点生活品质和趣味。

  我开始奉行董仲舒语：“仁人之所以多寿者，外无贪而内心静，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。”所以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，有高血压，血糖也有点高，原来爱喝的饮料、芝麻糊、红豆沙女儿都不让喝了，少了很多口福。不过老子说过“味无味”，所以我自己做不放糖的红豆沙，蒸玉米、土豆、南瓜、白菜等健康食品吃。去年我悟出晒太阳比看书重要，于是每天上午坚持外出晒半小时太阳，晚上也坚持散步一个多小时。

记者：您现在还在做翻译工作吗？现在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？

罗新璋：现在主要应付“门市”，手头工作很多，往往是让做什么就读什么。去年11月应朱生豪之子之邀写了《莎士比亚戏剧朱生豪原译本全集》前言《朱译管窥》，读了很多朱生豪的译本。现正选编《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集》，所以大量阅读巴尔扎克小说，约在6月能完成。琐碎家务占了很多时间。最感兴趣的是希望能补翻译莫洛亚的作品，我觉得他的文笔很好，作品很有意义，读起来很舒服，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我几乎看完了他的全集。

记者：回望过去，您如何评价自己取得的成就？您最欣慰和最遗憾的又是什么？

罗新璋：“一事无成”，我很惭愧，我翻译的很少，这也是我最遗憾的。我最好的翻译时间是离开国际书店后，但又去了外文局十七年，从事中译法。三十不立，四十不惑，从头开始，很是困难。不过中译法有利于加深对法文的理解，更考验法文功底。到社科院后我才开始翻译《红与黑》，那时已57岁了。文徵明89岁书兰亭序，我希望还能译一些书。

傅先生说过：“即使最优秀的译文，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。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，过则求其勿太过，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。”蝼蚁浮生，一辈子无非也像做翻译那样，在“过”与“不及”之间做人、做事、做文章。我很欣慰，我还活着（笑）。

人物小传

罗新璋，1936年生于上海。北大毕业，曾在外文局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社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工作。1980年，调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。译有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、《列那狐的故事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栗树下的晚餐》、《不朽作家福楼拜》等。其中所译《红与黑》译本被公认为重译外国文学名著的优秀之作，并在台湾出版。他还编有《翻译论集》、《古文大略》。撰有《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》、《中外翻译观之“似”与“等”》、《钱锺书的译艺谈》等，受到业界重视。被誉为“傅译传人”。

（摘自《深圳特区报》）